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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渠廉政思想浅谈
2013-5-29 17:04:36更新 来源:临澧县湖湘文化交流协会 作者:杨光 阅读:
 

 

“胸怀高洁淡素秋  管领春风防自流”

——林伯渠廉政思想浅谈

 

林伯渠(18861960),名祖涵,字邃园,湖南临澧人。

 

作为我们党的“五老”之一,作为跨越两个世纪的革命家,林伯渠同志是中华民国的开国功臣,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他一生的贡献特别多,最为显著的是在统一战线,财经工作和政权建设方面。林伯渠故居既是全省首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同时也是2009年省纪委命名的“廉政文化教育基地”,为挖掘临澧特色文化资源,展示林伯渠廉政思想魅力,充实廉政文化内涵,本文拟从林伯渠廉政思想的基本内涵及林伯渠廉政思想的现实启示两个方面对林伯渠同志的廉政思想进行一些初浅的探讨,以期抛砖引玉,更好地推进廉洁常德及廉洁临澧建设。

 

 

一、林伯渠廉政思想的基本内涵

 

林伯渠半个多世纪的战斗历程,同那个时代的中国历史紧紧连在一起,总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021927),主要参与和协助孙中山开展旧民主主义革命,1921年由李大钊、陈独秀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继续代表我党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和参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直至1927715日国共分裂,参加“八一”南昌起义。

 

第二阶段(19331948)从事中央苏区和边区政府工作,1933年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财政部部长;1934年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过程中,任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红军总供给部部长;1935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办事处财政部长、办事处主席;19379月至194811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

 

第三阶段(19481960)从事全国政协及人大工作,194812月调党中央工作,筹备全国政协工作,出任政协秘书长,10月当选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1954年当选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56年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9年再次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从林伯渠同志的人生轨迹和工作历程来看,其丰厚的廉政思想形成于中央苏区和陕甘宁边区工作期间,并在其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其廉政思想的精髓或基本内涵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1、构建完整的廉政建设法制体系。林伯渠同志始终以“推进廉洁政治、建设廉洁政府”作为政权建设的基石,总揽各项工作。出任陕甘宁边区主席的11年期间,陕甘宁边区政府被民主人士称誉为“中国历史上最清廉的政府”。美国记者斯诺在1936年和1939年先后两次长期访问陕北根据地和延安后,盛赞“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和灿烂的精华”,是“东方魔力”,是“兴国之光”。所以如此,关键在于颁布和制订了一系列实行廉洁政治和惩治贪污腐败等现象的规章制度、政策法规。作为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制订或参与制订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知》、《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草案》、《陕甘宁边区政务公约》等,这些条例规定,对于建设廉洁政府发挥了重要作用。

 

2、严惩贪污腐败分子。边区政府不制订了惩贪反腐的规定,而且坚持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坚决贯彻法律平等原则和党员违法从重治罪原则,坚决维护惩治贪污腐败的严肃性,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据不完全统计,仅1937年至19416月,在陕甘宁边区20个县由司法机关审理的刑事案件中,贪污案例共235起,占案件总数的5%

 

肖玉璧身经百战,战功赫赫,身上留有90多处伤痕,曾因营养不良住进医院,林伯渠陪同毛泽东亲自到医院看望,向医院了解情况后,毛泽东当场决定把中央特批给自己的每天半斤牛奶送给肖玉璧。这样,肖玉璧很快恢复了健康。后来,组织上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安排他到一个基层税务所当主任,在担任税务所主任期间,肖玉璧以功臣自居,不把当时的反贪规定放在眼里,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受贿,乃至竟把根据地奇缺的粮油卖给国民党部队。案发后,边区政府依法判处肖玉璧死刑。肖玉璧不服,直接写信给毛泽东求情,当时林伯渠把信转交给毛泽东,毛泽东并不看信,问:“肖玉璧贪污了多少钱?”林伯渠回答:“3000元。”毛泽东又问:“他的态度怎么样?”林伯渠说:“他在信中求您看在他过去作战有功的情上,让他上前线,战死在沙场上。”毛泽东对林伯渠说:“你记得我怎样对待黄克功吧?这次和那次一样,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黄克功从小参军,身经百战,官至旅长,因逼婚开********打死女方,也曾写信向毛泽东求情,最后仍被边区法院执行死刑。边区政府铁腕治腐的作法,不仅震慑了犯罪,而且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戴和信任,从而大大提高了边区政府在人民中的威望。

 

    3、建立监督制约机制,健全民主监督制度。林伯渠曾在自己日记中写到“必须有系统的进行监督”。建立健全监督机制是任何政权进行廉政建设的基本保证。为防止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以权谋私、贪污腐化,边区政府在建立和完善监督机制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首先筹建了边区参议会,使反腐廉政建设走上制度化轨道。按照边区政府相关法律规定:各级参议会“是人民代表会议,是各级政府的最高权力机关,各级政府必须遵守和执行参议会的决议,并对它负责”。它有权监督及弹劾边区各级政府司法机关公务人员,因此,使各级政府部门及其公务人员置身于参议会的严格监督之下,职能得以限制,队伍得以纯洁。同时,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边区施政纲领和选举法规定:各级政府领导成员,各级参议会议员及政府各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均按立法程序由选民或代表民主选举产生;同时切实保障人民的控告权。人民有用无论何种方式,控告公务人员非法行为的权利,为了使人民的控告权得以实现,《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边区政府关于认真处理人民控告干部案件令》,作出了严格规定,有效地防止了权力腐败现象发生。三是专门机关的监督。边区政府下面,设立了人民监察委员会,审计处,还一度成立了法院检查处。这些机构都较好地发挥了监督作用,对于防治腐败作出了重要贡献。四是加强民主党派监督。边区抗日民主政权实行“三三制”政府,即在各级参议会常驻委员和各级政府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中间派占三分之一”,他们的加入,打破了“一党专政”,为加强党派监督,起到了积极作用。除此之外,边区政府普遍推行政务向人民公开制度,重视新闻舆论工具在廉政建设中的监督作用。当时苏区和陕甘宁边区发行的《红色中华》、《斗争》、《红星》、《解放日报》等报刊,对党政干部中的腐败行为和不良风气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揭露,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参与度、知情权。

 

    4、实现廉政建设与经济建设的相互融合。林伯渠长期从事财政经济工作,他充分认识到,财政管理既是产生贪污腐败的温床,也是动摇政权的危险因素,因此,更加注重廉政建设在财政经济工作中保障作用。一是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边区政府规定“不急之务不举,不急之钱不用,且须在急务和急用上,力求合理经济。”“要减少公差公马,提倡动手动脚”。同时规定,除接待外宾外,一切大会、节庆、纪念、婚丧,不论公家与私人,不得铺张宴请。二是推行严格的财政预算制度。财政预算严格遵照边区参议会通过的施政纲领和各项预算政策、法令来制定,并保证实施,中途不得调整。三是加强财政监督。边区政府设立了行政监察院和审计院,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遵守相关法律、政策及制度情况进行监察、审计,并且推行领导干部离任审计制度。同时,积极推进”以俸养廉“,在保障一切公务人员及其家属必需的物质生活及充分的文化娱乐活动的前提下,公务人员滥用职权,假公济私,贪污受贿一律从严治罪。

 

5、示范导廉。林伯渠是中国共产党德高望重的领导人,也是严以律已,廉洁奉公的楷模,徐特立同志称赞林老是“党员之模范,是以型后辈”。无论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虽然大多数时间,都掌握着财政经济大权,不仅从未谋取过一已私利,反而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长征路上,林老从来不因自己职位高、工作重,而与众不同,有马不骑,仍然一手提着马灯,一手拄着棍子,打着绑腿,穿着草鞋,和普通红军战士一样跋涉在漫长的行军途中。有时,警卫员看到他身体不佳,着急的请求首长上马,他却风趣地说:“大家都是用两条腿,我现在已经多了一条了,为什么一定要用四条腿呢?”后来,一盏马灯,一副断了腿的眼镜,一个装着账册的手袋成了林老的“三件宝”。在陕甘宁边区林老虽然年事已高,政务忙碌,却依然以身作则。按政策有关部门专门为他砌了三孔石窑洞,但他坚决不住,改做了办公室和会议室,自己依然住进两间普通的土窑。为了促进生产,厉行节约,他率先在机关墙报上贴出的“个人生产节约计划”,保证全年变两种粮二石(每石150公斤)交公,并做到衣被自给。实际上,自己却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配发的衣被总是放弃不领,打着多处补丁,系的裤带是根麻绳,晚上睡觉枕着自己的棉衣。林伯渠同志爱抽烟,但从不买商品烟,而是抽自己种的旱烟,取名为“兰花烟”。1944年,林老去西安、重庆和国民党谈判半年多时间,影响了生产任务的完成,回到延安的第二天,他让秘书把自己在节省下来的生活费作为生产任务全部上交。全国解放后,林伯渠同志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不仅衣着简朴,饮食也不容许讲究,而且亲自管帐。他住在中南海怀仁堂后面,房子年久失修,组织上多次要求修缮,但因嫌费用过高,拖了将近十年。林伯渠到基层视察时,提出的“四不”准则(一不要组织迎送;二不要影响工作;三不要宴请送礼;四不能生活特殊),至今传为佳话。1960年,林老逝世后,一切遗物全部缴公,甚至没有为后人留下一点可资纪念的手册。这些无不集中体现了林伯渠同志朴素的生活作风和高风亮节,以及伟大的人格魅力。

 

 

二、林伯渠廉政思想的现实启示

 

时易世移。客观地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综合国力有了长足发展,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现在的反腐败斗争与当时反腐败斗争的背景、条件、环境、基础等不尽相同,但反腐败斗争的实质、斗争的必要性、紧迫性却并无二致。伴随物质极大丰富,社会极度繁荣,与之俱来的是人们价值取向的迷失,道德标准的滑坡,思想认识的浮躁和腐败现象的频发、高发,人民群众惩治腐败的强烈期盼与反腐倡廉的严峻形势相互对峙。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林伯渠廉政思想虽然不能成为我国当前从根本上遏制、消除腐败的灵丹妙药和回天之术,但其丰厚的廉政思想为我们今天构建新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仍不乏启迪和借鉴,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

 

1、加强党员干部廉政教育是搞好廉政建设的重要基础。革命时期,我党以壮士断腕的气魄和勇气,从波澜壮阔的政治实践中发现情况;从五彩缤纷的社会现象中挖掘题材;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中探索规律,不时开展整风、肃贪、反对官僚主义、自由主义等活动,加强干部队伍廉政警示教育。同时,注重以身边的鲜活的典型来引导。张思德“为人民利益而死重于泰山”的人生观;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价值观;《愚公移山》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奋斗观,在当时的干部队伍中深入人心,起到了良好的思想导向作用。三是对重大案件、典型案件通过新闻媒体公开曝光,并且适时组织党员干部集中学习讨论,起到了较好的震慑作用。

 

2、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是搞好廉政建设的基本前提。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在抗日民主政权中,廉洁成为风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带头以身作则。不仅带头遵纪守法,而且带头过艰苦的生活,不搞特殊。领导干部做表率本身就是无声的号召,以上带下,上引下效,就能形成良好的风气。当前,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正在全面推进,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清醒认识我国的基本国情,进一步加强党性修养,按照《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规范自己的从政行为,立足科学发展,作做事务实的表率,干净干事的表率和廉洁自律的表率。

 

3、加强制度法规建设是搞好廉政建设的重要保障。加强廉政建设要靠教育,但根本的要靠制度。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廉政制度的建立和廉政法律的制定,对于防止贪污浪费、打击腐败分子,加强廉政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弥补了思想教育、舆论引导的不足,使廉政建设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先后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法律处分条例》、《地方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开展党内询问和质询办法(试行)》、《中国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试行)》等各项制度,已经基本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但面对反腐败斗争的严竣形势,法律刚性仍显苍白,有些法律法规过于粗糙,运行起来仍然是“牛栏关猫”,缺乏应有的约束力。

 

4、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是搞好廉政建设的关健环节。一个政权的廉政建设与民主建设是相辅相成的。民主监督的完善,监督机制的健全,是政权保持廉政的基本条件之一。当前,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坚持权力配置科学、界限明确、行使依法、运行公开,把制约和监督权力的要求落实到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的各个环节,充分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用严格的程序规范权力运行,用完善的制度防控廉政风险,用广泛的监督约束从政行为,用科技的手段巩固反腐成果,从而更好地促进反腐倡廉建设。

 

“哲人云亡,风号雨泣;典型不朽,山高水清。”林伯渠同志离开我们已经52年了,值此林老遗体即将移归故里之际,权以此文,志作怀念。

 

(作者系临澧县纪委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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